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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语别裁(南怀瑾)    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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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4-28 00:05:56 |显示全部楼层

第01章 学而


三言四语


       现在各大专学校的学生,有一个新称号——“三四教授”。假如我们看见一位不认识的教授,想知道这位老师是教什么的,往往被询问的同学会说:“哦,三四教授。”这句话含有非常轻视的意思。所谓“三四教授”就是教三民主义、四书五经的教授。他们在学校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,同军训教官一样,被学生另眼相视,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
       八九年前,和一位国立大学教书的朋友谈起,问他怎么搞的,教得学生对三民主义如此反感?他说这件事没有办法。我认为不是没有办法,表示愿意代他教几个小时。后来有个机会,一位某大学的学生要我去参加他们开会,他说他们要开会讨论“中国文学的再革命”,听到这个题目,我说:“你们要搞这个东西?!我晚上来看看!”
       我约了那位三民主义教授一起去参加。参加开会的都是调皮学生,他们激昂慷慨,说了一大篇话,最后要我讲话。我就告诉这些同学们,首先应该了解“革命”是什么意思。这所大学是国立的最高学府,在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,对它的意义不能不懂,要知道“革命”一辞,出于我国最古老著作之一的《易经》,然后讲了许多理由。
       我说,譬如中国文学自“五四运动”以来,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,有什么功用呢?几十年来亲眼所见,中国的教育普及了,知识普遍了,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,无可否认,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。但是对于中国文化,却从此一刀斩断了。什么原因呢?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,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。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,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,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,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。
       你们现在讲文学再革命,讲白话文学,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。在“五四运动”前后,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,必须吸收新的知识,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,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,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,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,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,尤其四书五经“子曰、孔子曰”一塌糊涂,非把这个打倒不可,所以提倡了白话文。


语文的变与不变


      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,我们看世界的文字,不管英文、德文、法文,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,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,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、法文书籍,除非专家,否则是莫辨雌雄。
      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,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,只是用很短的时间,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,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,表达了思想。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几千年以上的思想,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,如面对现在,没有阻碍,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?没有错。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,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。当时提倡“五四运动”的部分人士,求进之心是对的,在学问修养上,老实讲,还有商量的必要,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。
       举例来讲,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——上厕所,我们小时候叫“出恭”,后来叫“解手”,现在叫“上一号”了,看看几十年来,变了好多。因此,我们翻开资料,对“五四运动”前后的白话文,现在看来,简直不通;到了现在的文章,说它不好吗?真好。好吗?文章看完了,价值也完了,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。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,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,我就不懂。
       因此,文学革命,我没有资格讲,你们也没有资格讲。为什么呢?如果古文、四六体、作诗、填词,都能露一手,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,这才有资格谈革命。现在你们连“命”都还没有,还“革”个什么呢?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?
       我这番话一讲,他们听傻了。这个会后来也就搞不成了。无形中也把大专院校中这个小风波平息了。因此,我告诉那位教三民主义的朋友,一定替他教几个钟点课,因为大学生中,信仰坚强的固然很多,而对三民主义头痛的也大有人在。后来我去替这位朋友讲课,起初不讲三民主义,而讲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演变的原因道理。分析自上古到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,演变到后来,所以才有我们国父的三民主义出来,问同学对不对?对!有没有价值?有价值!所以要读三民主义,读了以后再加批评都可以,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,就说这个三民主义是党八股。党八股你懂不懂?不懂就不能随便批评。这一来,引起他们读三民主义的兴趣了,这是我所经历的故事。

四书五经的假面目


       讲到四书也是一样,我们在这里讲推行复兴文化运动,而在外面,尤其是新的教育——国民义务教育施行以后,讨厌四书五经的情形,是无以复加了,而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。这不是现在才开始,从唐宋以后,乃至远从汉唐以来,许多要点,就一直讲解错了。
      要说明这个道理,我们也要讲一个实际的故事。
      我们这一代,就时代背景而言,是生活在夹缝中,是新、旧、中、外,交接巨变中的人生,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,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,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,只说“将来你会懂”,这个“将来”不知要“将”到几时。所以后来“五四运动”,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,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,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。步入中年以后,对中外思想,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,看到了这么许多,自己要找症结了。所谓找症结,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,好几位先生在一起谈起,大家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。于是有些教授学者们,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。他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,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,讲孝的归到孝,讲仁的归到仁,把《论语》的篇章整理一遍,希望我也负责一个部门。当时我答应考虑考虑,回家拿出四书重读一遍后,发现这个改编方法有问题。第二天开会,我就反对,不赞成改编,因为,以全部《论语》来讲,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,完全是对的。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。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。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,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,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。这叫做“以经解经”,就是仅读原文,把原文读熟了,它本身的语句思想,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。以这个态度研究《论语》,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,因此我不主张改编。


被忽视的道家


       后来,在一些地方讲解《论语》,我就提起一个问题了。就是我们自“五四运动”以来,有个口号,叫“打倒孔家店”的问题。
      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,大致分两大段。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,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。其实所谓孔孟思想,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。另外还有道家、墨家、诸子百家……很多很多,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。如果把它缩小范围,则有儒、墨、道主要的三家。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,这一点我们要注意。中国历史上,每逢变乱的时候,拨乱反正,都属道家思想之功;天下太平了,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。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,身为中国人,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。
       孔孟思想,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,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,到了唐代,讲中国文化,已不是儒、墨、道三家,而是儒、释、道三家了。
“释”就是印度来的佛学,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,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,一直到宋代。宋朝以后,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,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等所占据,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。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,只有到中国来。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。


三家店卖的是什么


      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,要讲儒、释、道三家,也就变成三个大店。
       佛学像百货店,里面百货杂陈,样样俱全,有钱有时间,就可去逛逛。逛了买东西也可,不买东西也可,根本不去逛也可以,但是社会需要它。
       道家则像药店,不生病可以不去,生了病则非去不可。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,要想拨乱反正,就非研究道家不可。道家思想,包括了兵家、纵横家的思想,乃至天文、地理、医药等等无所不包,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,非去这个药店不可。
      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,是天天要吃的,“五四运动”的时候,药店不打,百货店也不打,偏要把粮食店打倒。打倒了粮食店,我们中国人不吃饭,只吃洋面包,这是我们不习惯的,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。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,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,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,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,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。
      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,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。并且,我们要了解中国上下这两千多年的文化、思想、历史,不管它是什么政体,大致都以司法为中心,司法与行政是分不开的。谈到司法就讲到法律,现在我们只讲两大法系,所谓海洋法系与大陆法系。司法方面的立法,也根据这两个法系的精神而来。我们却忘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,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有我们“中国系统”的一个法律系统。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哲学背景,就是以四书五经作基础,例如过去中国许多判例的根据,就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而来。所以这部四书五经,在过去无宪法观念时代,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,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,法律思想的中心。其他各种哲学思想也都归之于它,这是讲好的一方面。


冤枉的一打


       讲坏的一方面,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?“五四运动”当年,人们要打倒它,这是必然的。但为什么道理呢?后来才发现,实在打得很冤枉。因为这个店,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,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、子思、荀子等等,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。可是几千年来,被后人加了水卖,变质了。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,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。这一解释错,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,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。
       现在我们有个更重要的课题,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宝库。因为现在中年以下的人,对此几乎一无所知。尤其现在中学以上到大学的青年,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宝藏。由于这个原因,所以今天开始讲四书,并从《论语》讲起。


再论《论语》


       《论语》,凡是中国人,从小都念过,现在大家手里拿的这一本书,是有问题的一本版本,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。朱熹先生的学问人品,大致没有话可讲,但是他对四书五经的注解绝对是对的吗?在我个人非常不恭敬,但却负责任地说,问题太大,不完全是对的。
       在南宋以前,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,自有了他的注解,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,那是明朝以后,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,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。因此六七百年来,所有四书五经,孔孟思想,大概都被限制在“朱熹的孔子思想”中。换句话说,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功名,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。其中有许许多多问题,我们研究下去,就会知道。所以各位手上这本朱熹先生注解的书,值得参考,但不能完全相信。
       我们既然研究孔子,而孔子在《易经·系传》上就有两句话说道: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”。以现代观念来讲,意思是人类的语言不能表达全部想要表达的思想。现在有一门新兴的课程——语意学,专门研究这个问题。声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话,在录音机中播出,和面对面加上表情动作的说出,即使同一个听的人,也会有两种不同体会与感觉。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。而把语言变成文字,文字变成书,对思想而言,是更隔一层了。
       我们研究孔孟思想,必须要从《论语》着手。并不是《论语》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,但是必须从它着手。现在我的观念,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人。在我认为《论语》是不可分开的,《论语》二十篇,每篇都是一篇文章。我们手里的书中,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,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,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,这是不可以圈断的。再说整个二十篇《论语》连起来,是一整篇文章。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,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,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,也未可知,但到今天为止,我认为是如此。

学而有何乐


       现在这篇《学而》,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、态度、宗旨、方法等等。过去我们把它圈开来,分作一条一条读,这是错误的。

       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


       这三名话连起来看,照字面讲,凡是中国人,无论老少,一定都知道。照古人的注解,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。“不亦说乎”,“说”是古人借用字,就是高兴的那个“悦”字,是很高兴的。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,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,那我是不佩服的,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。讲良心话,当年老师、家长逼我们读书时,那情形真是“学而时习之不亦‘苦’乎”。孔子如果照这样讲,我才佩服他是圣人,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。
       至于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”是似通非通的,什么道理呢?从一般人到公务员,凡靠薪水吃饭的,是“富不过三天,穷不过一月”,遇上了穷的那几天,朋友要来家里吃饭,当裤子都来不及,那是痛苦万分的事。所以是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‘惨’乎。”绝不是不亦乐乎。
       第三句话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。”所谓“愠”,就文字解释,是放在心中的怨恨,没有发出来,在内心中有烦厌、厌恶、讨厌、怨恨之感。那么,别人不了解我,而我并不在心中怨恨,这样才算是君子。那我宁可不当君子,你对我不起,我不打你,不骗你,心里难过一下总可以吧!这也不可以,才是君子,实在是做不到。
       根据书上的字面,顺着注释来看,就是这样讲的。所以几百年甚至千多年以来,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四书反感,过去的读书人也对四书反感。因为它变成了宗教的教条,硬性的法律,非遵守不可。
      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,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后,就知道孔子真是圣人,一点也没错。
       “学而时习之”,重点在时间的“时”,见习的“习”。首先要注意,孔子的全部著述讲过了,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,就知道什么叫作“学问”。普通一般的说法,“读书就是学问”,错了。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,不是文学。这个解说在本篇里就有。学问不是文学,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;知识渊博,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;至于学问,哪怕不认识一个字,也可能有学问——作人好,做事对,绝对的好,绝对的对,这就是学问。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,我们把整部《论语》研究完了,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,如何完成作一个人。


真人和假人


       讲到作人,我们就想到庄子也提到过这件事,《庄子》这本书把有道的人叫“真人”。唐宋以后,对神仙、得了道的人叫“真人”。譬如现在指南宫供奉的吕纯阳叫“吕真人”。如今的人听到“真人”这个名称,就好像带有宗教色彩,相当于西方的上帝,中国的仙、佛一样。实际上过去道家所谓的“真人”,是指学问道德到了家的人。与这名词对称的叫假人,假人还是人,不过没有达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标准。发挥了“人”的最高成就,在道家就称之为“真人”,孔子认为这就是学,就是学而之人。于是一个“学”字,这么多观念都被他包括了。
       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?学问不是文字,也不是知识,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,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。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,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,都是我们的教育。所以孔子在下面说“观过而知仁”,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,自己便反省,我不要犯这个错误,这就是“学问”,“学问”就是这个道理,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,随时随地要有思想,随时随地要见习,随时随地要有体验,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,就是学问。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,但慢慢有了进步,自有会心的兴趣,就会“不亦说乎”而高兴了。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,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,我们劝他:“不可以做呀!老兄!一定出毛病。”他不听,你心里当然很难过,最后证明下来,果然你说得对,你固然替他惋惜,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,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——“说”,不是哈哈大笑。悦者,会心的微笑,有得于心。
       上面第一点所讲的是学问的宗旨,随时注重“时”和“习”,要随时随地学习,不是我们今天来读四书就叫做学问,不念四书就不叫做学问,这不是它的本意。

寂寞的享受


       第二点接着下来,是说做学问的人要准备一件事,就我个人研究,有个体会——真正为学问而学问,“君子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”该做的就做,不该做的杀头也不干,所谓“仁之所至,义所当然”的事,牺牲自己也做,为世为人就做了,为别的不来。因此为学问而学问,就准备着一生寂寞。我们看历史——即看孔子就知道。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,现在到处给他吃冷猪头,当年连一个“便当”也吃不到。但是他没有积极去求富贵。怎么知道这一套他不来呢?因为他明知当时有拿到权位的可能,乃至他的弟子们也要他去拿权位。因为孔子时代中国人口只有几百万人,在这几百万人中,他有三千弟子,而且都是每一个国家的精英,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。所以有些弟子,尤其是子路——这个军事学的专家,几乎就要举起膀子来:“老师,我们干了!”那种神气,但是孔子不来。为什么呢?他看到,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,文化教育没有完成,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。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,亦即过去所谓之“德性”。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,从事教育。所以做学问要不怕寂寞、不怕凄凉。要有这个精神,这个态度,才可以谈做学问。   
       虽然做学问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,但是孔子说只要有学问,自然有知己。因此他接着说“有朋自远方来。不亦乐乎。”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,千秋后代思想着眼的时候,正是他寂寞凄凉的时候,有一个知己来了,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。而这个“有朋自远方来”的“远”字,不一定是远方外国来的,说外国来几个人学中国文化,我们就乐了吗?那是为了外汇,多赚几个钱罢了。《论语》不是这个意思,他这个“远”字是形容知己之难得。我们有句老话:“人生得一知己,死而无憾。”任何一个人作了一辈子人,包括你的太太、儿女、父母在内,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,所以人能得一知己,可以死而无憾。一个人那怕轰轰烈烈做一辈子,不见得能得一知己,完全了解你,尤其做学问的人更是如此,所以第二句话跟着说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——你不要怕没有人知道,慢慢就有人知道,这人在远方,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。孔子的学问,是五百年以后,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,才大大的抬头。董仲舒弘扬孔学,司马迁撰《史记》,非常赞扬孔子,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!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,这样就懂得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了。

谁来了解你

       第三句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,就是说做学问的人,乃至一辈子没有人了解,也“不愠。”
       “不愠”这个问题很重要了。“怨天尤人”这四个字我们都知道,任何人碰到艰难困苦,遭遇了打击,就骂别人对不起自己,不帮自己的忙,或者如何如何,这是一般人的心理。严重的连对天都怨,而“愠”就包括了“怨天尤人”。
       人能够真正做到了为学问而学问,就不怨天、不尤人,就反问自己,为什么我站不起来?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?是自己的学问、修养、做法种种的问题。自己痛切反省,自己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。拿现在的观念说,这种心理是绝对健康的心理,这样才是君子。君子才够得上做学问,够得上学习人生之道,拿现代的新观念来讲,就是讲究人生哲学的开始。
       再说,连贯这三句话的意义来说明读书作学问的修养,自始至终,无非要先能自得其乐,然后才能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所以这三句话的重点,在于中间一句的“不亦乐乎”。我们现在不妨引用明代陈眉公的话,作为参考:“如何是独乐乐?曰:无事此静坐,一日是两日。如何是与人乐乐?曰:与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如何是众乐乐?曰:此中空洞原无物,何止容卿数百人。”有此胸襟,有此气度,也自然可以做到“人不知而不愠”了。不然,知识愈多,地位愈高,既不能忘形得意,也不能忘形失意,那便成为“直到天门最高处,不能容物只容身”了。

爱与罪

       接下来是有子的话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有子曰:其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鲜矣;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;孝弟也者,其为人之本与?


       首先就讲到孝悌,是人的根本,仁孝是孔子学问的基本。但是,“孝弟”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“罪状”之一。为什么孝悌会成为被打倒的“罪状”之一呢?这要先知道一件事,就是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是一件大事。他当时对汉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,但又不能不服从,服从吗?在良心上又不安,他就作《史记》,将自己的思想,容纳到《史记》中去。如记帝王的事,称为本纪,而他将未做皇帝的项羽也列到本纪中去,就是暗示汉高祖与项羽,一个是成功的英雄,一个是失败的英雄。又如《史记》中“世家”本来是记载诸侯和大臣的事,而孔子不是诸侯,也列入世家,司马迁的意思,是孔子有千秋的事业,说孔子的言行思想,影响将及于千秋后世,所以将他列入世家。
       孔子思想言行表现在书本上的有多处,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《春秋》,他著《春秋》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是“知我者《春秋》,罪我者《春秋》。”千古以来,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,都非常暧昧,到了我们这种时代搞清楚了。为什么呢?自从民主时代以来,大家都骂孔子帮助专制皇帝,因为专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,用了孔子“尊君”这一部分思想精神,后来我们打倒他,也就认为他是这样的。现在再读《春秋》,再研究孔子思想,不是这样一回事了,而是另有一番道理。
       第二点我们讲到孝悌,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,讲到这里我要说两个现实故事。
       十多年前,有一个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学生,跟我作中国文化的论文,他回国之前,我嘱他回到美国去提倡中国文化的孝道,他说很难。我告诉他这是千秋事业,不是现世功业,告诉他孝道是什么东西。我说,中国人谈孝字,“父慈子孝”是相对的,父亲对儿子付出了慈爱,儿子回过头来爱父亲就是孝。“兄友弟恭”,哥哥对弟弟好,弟弟自然爱哥哥。我们后来讲孝道:“你该孝,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”这说法有问题,天下的确有些“不是的父母”,怎么没有“不是的父母”呢?这不是孔孟的思想,是别人借用孔孟的帽子,孔家店被人打倒,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。

孝道是这样一个东西

      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——人也是生物,中国道家过去叫人为“倮虫”——不带毛的光光的虫。人号称万物之灵,是人自己在吹,也许在猪、牛、狗、马看起来,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,“专吃我们猪、牛、狗、马”,这是立场不同。拿生物学的思想,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,“倮虫”与其他生物是一样,人之所以与其他生物不同,就是加上人文文化。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贵。
       为什么讲这个道理?世界上凡是动物,猪、牛、狗、马、鸡、鸭等等,都是一样的,以母鸡保护小鸡的现象来看,可见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性。等孩子带大了,走开了又各不相顾。各种动物都是一样,人原来何尝不是这样,但人现在为什么不会这样?于是谈到人文文化的教育来了。

秃头的十字架

       西方人常自称为十字架的文化——爱下一代。大家知道,美国是孩子的天堂,中年人的商场(等于赌场),老年人的坟场。到现在为止,西方文化的结晶就是如此,只知道爱下一代,下一代长大了,结婚了,就是夫妇。对父母、兄弟、姊妹都不管了。由男女变成夫妇,而家庭,而社会,而国家,横着向世界发展,又下而爱孩子。就这样循环下去。他们自认为是十字架的文化,我看这个十字架断了,是丁字架的文化,因为没有上半截了。我这样说他们也许不承认。但是谈自然科学,他们可以把我们当学生,谈到人文文化,他们作我们的学生还不够。美国立国才两百年,我们有五千多年历史,谈到人文文化,靠经验而来,尤其中国历史,多少失败,多少破碎,一直到现在,才完成了这个文化系统。当然他们不承认十字架文化没有上面,因为上面有上帝。但却看不见,摸不着,谁相信呢?姑且承认有上帝,但是由人到达上帝的桥梁,在中国文化有孝。“孝”是什么呢?就是他们西方文化叫的“爱”,也就是回过来还报的爱。就是说父母好比两个朋友,照顾了你二十年,如今他们老了,动不得了,你回过来照顾他,这就是孝。孝道的精神就在这里,假使一个人连这点感情都没有,就不行。
       那么西方文化有没有这个爱呢?绝对有,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。父母到子女家,尽管要事先写信给子女,使他得准备,子女还是会思念父母的。又如祭祖宗,西方人不一定清明节扫墓,但到了坟场,在亲人的坟墓前,悲哀的情绪是一样的,只是表达方法不同而已。遗憾的是,外国人没有把“孝道”在文化上培养起来的心理建设。
       “孝”的问题解决了。什么叫作“弟”呢?“弟”就是兄弟姊妹的友爱。中国的五伦有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。这五伦中四伦都讲得通,为什么加朋友这一伦?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。朋友在五伦的思想上也占一席,为什么呢?有时候有许多话,许多心情和苦痛,上不可以对父母,下不可以对妻儿讲,只有找朋友讲,所以朋友为五伦之一。朋友是一种感情的结合,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处,这个“弟”就包括了对兄弟、姊妹,一直到朋友,伸展到社会的友情。
       说到这里,又一个故事来了。五六年前,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来访问,他问了好几个问题,中间他提到一个问题,他非常佩服我们《大学》一书的思想,“但是《大学》思想有一个问题”,他说:“我是一个社会学教授,而《大学》中有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其间没有社会思想,这是个遗憾。”我听了哈哈大笑,然后告诉他,《大学》思想包含有社会思想在内,其中“齐家”即是社会思想。中国“齐家”的家,不是到教堂中一结婚就成了家的家,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。过去的中国文化是大家庭制度,有宗族、有祠堂,所谓五世同堂,聚族而居。大家庭固然有许多小毛病,但也有它的好处,像宗族的发展,即由此而起,这是孝道的精神。因此,我要重复说一句,“齐家”的“家”就是社会。
       又如江西人称“老表”,是最亲切、最好的称呼。其由来是古时候战乱,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,许多年后,年轻的后代,还回到江西扫墓,而留在江西的后代子孙,以为是祖宗坟墓被他人误祭或盗葬,次年预先守候,两方相见,论起家族上代渊源,认出是表亲关系来,而称“老表”。这个“老表”就说明了宗法社会对血统、家族的重视。如以西方制度电气化的小家庭,来看我们“大家族”的“齐家”,岂不是大笑话?
       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,我们再来看这里的书就懂了。有子是谁呢?有子名有若,孔子的学生,字子有,少孔子四十三岁,孔子死后,学生们怀念孔子,因有子的学问好,曾请他上堂讲课。所以孔门弟子编这一篇书时,立即提出有若的话,因为当时他等于一个助教,先由他讲。他说一个人有没有学问,就看这个人能否对父母尽孝,对兄弟、姊妹、朋友是否友爱。
       “而好犯上者鲜矣”,犯上就是捣乱——“孝弟”的人有深厚的感情,这种人是不好捣乱的。

谁能忘情

       中国文化中的“感情力量”是巨大的,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。所以由“友道”形成的这套结合,我名之为“特殊社会”,就是后世所讲的帮会。我国的帮会,从秦、汉以来,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历代一直都有。曾经有人说,中国的农民与知识分子一结合,就会发生变乱。这说法我不同意,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农民最乖了。他们只要能安居乐业,国泰民安,少找麻烦,有口青菜豆腐饭吃就好了。中国怕的是半农民,不是真农民。中国知识分子与特殊社会一结合,社会就会乱。但是这种特殊社会非常讲仁义之道。这种特殊社会包括孔子、墨子、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,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,力量很大,但是他们凡事是诉诸情感的。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他们所打击的,就是我们固有的好东西。至于应该如何去发扬光大,这是另一个问题。
       所以有子说,一个人有真性情,就不会犯上作乱,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,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这种人有分寸、有限度。
       因此,大家要知道学问的根本是什么呢?“君子务本”。文学好,知识渊博,那是枝节的,学问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,人生的建立,内心的修养。所以“本立而道生”,学问的根本,在培养这个孝悌,孝悌不是教条。换句话说,培养人性光辉的爱,“至爱”、“至情”的这一面,所谓“孝弟也者,其为人之本与。”他说这个是“人”的本。至于什么是“仁”,下面有一专篇,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。
       这个“仁”,就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。

花言巧语

       有子的话讲完了,接下来就是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曰:巧言令色鲜矣仁。


       什么是“巧言”?现在的话是会吹、会盖。孔子说有些人很会盖,讲仁讲义比任何人讲得头头是道,但是却不脚踏实地。“令色”是态度上好像很仁义,但是假的,这些与学问都不相干。“鲜矣仁”——很少真能做到“仁”这个学问的境界,因为那是假的。我们从电视中就看得到,那个小丑表演的角色,动作一出来,就表示“巧言令色”。
       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,我经常也跟同学们讲,作领导人第一个修养是容忍。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样的“巧言令色”,但每个人都喜欢戴高帽子,人若能真正修养到戴高帽子感觉不舒服,而人家骂我,也和平常一样,这太不容易。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和大家的缺点,待人的时候,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“巧言令色”。大家经验中体会到,当你在上面指挥时,觉得那种味道很好;但是这中间很陷人、很迷人,那就要警惕自己。你说素来不要名、不要钱,只讲学同,就有人来跟你谈学问。要注意,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。”他那个学问是拿来作工具的,所以除了要懂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这个道理以外,相反的,我们作学问要踏实,不能“巧言令色”。

三面镜子

       下面讲要怎样作学问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曾子曰:吾日三省吾身,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


       曾子为孔子的学生,名参,少孔子四十六岁。由这一点我们看到,孔子回到鲁国讲学传道的时候,都是培养年轻的一代,同我们的心情一样,怕自己死了以后,这个命脉,这个根本失传了。和我们现在一样,对于年轻学生,拚命讲给他们听,好办一个交代。
       曾子在当时孔子的学生中比较鲁,鲁就是拙一点,其实并不是笨,只是人比较老实,不太说话,后来谪传孔门道统。他著《大学》,孔子的孙子子思著《中庸》,也是跟他学的,所以现在一般人拿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代表了孔子思想,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跟着搞错了。《大学》是曾子作的,原来是《礼记》里的一篇,后来到唐宋的时候,才把它拉出来,变成了四书之一。所以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思想,就认为是孔子的思想,是不大妥当的,这仅是孔子思想的演变。孟子是子思的学生,孔子三传的弟子,这时已经到了战国时代。孟子的思想又与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,孔子温文儒雅、修养极高;孟老夫子,有时好像卷起袖子伸出拳头,有点侠气,也有一谈就使气的味道,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。这也代表了时代和文化思想的演变。
       曾子说,我这个人做学问很简单,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。要注意的,他做的是什么学问?“为人谋而不忠乎”替人家做事,是不是忠实?什么是“忠”,古代与后世解释的“忠”稍有不同,古代所谓的“忠”是指对事对人无不尽心的态度——对任何一件事要尽心地做,这叫做“忠”。这个忠字在文字上看,是心在中间,有定见不转移。“为人谋而不忠乎”是我答应的事如果忘了,就是不忠,对人也不好,误了人家的事。“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”与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?讲了话都兑现?都做得到?第三点是老师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,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?曾子说,我只有这三点。我们表面上看这三句话,官样文章很简单,如果每一个人拿了这三点来做,我认为一辈子都没有做到,不过有时候振作一点而已。
       曾子这几句话,为什么要摆在这里?严格地说,这些学问不是文学,要以作人做事体会出来,才知道它难,这就是学问。
       这个学问讲到这里,都是个人的修养。但是学问只讲个人修养是不是可以?不是的,扩而充之就是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。所以上面是讲学问的内涵,下面就讲学问的外用了。引用孔子的话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曰: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。


       这“道”是领导的导,换句话就是孔子也教我们领导之德、领导的修养,以领导千乘之国。
       讲到“国”字,研究中国文化便要注意,看到秦汉以前古书里的“国”字,很多学者都容易产生很大的误解。比如老子曾说“小国寡民”,讲老子的思想,就讲小国的政治,在民国初年,又有人对无政府主义与老子思想拉在一起。要知道秦汉以上,到汉代初期的“国”字,不是现在的国家观念,那个时期的“国”字、“邦”字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。所谓“诸侯就国”,就是中央政府下一个命令,要这些地方官(诸侯)各自回自己的岗位(封地)去。那时地方单位有千乘之国,百乘之国。“千乘之国”用现在的观念比方总是不伦不类,还是不作比方的好。“乘”,古代以战车、壮丁、田赋等合在一起计算的。汉、唐以来有很多考证注解,不必多说。换句话说,领导一个大国家,或者领导一个单位,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,要“敬事而信”,这是很难的。“敬事”,对一件事认真做为“敬事”,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,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,现在就有许多地方许多人不敬其事的。至于“而信”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。争取下面的“信”,如何得到“信”,就要敬其事,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。如好的将领,身先士卒就是敬事,那么谁也会受感动而信赖他。所以要“敬事而信”。“节用而爱人”,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,对经济要能够节省,是经济原则。节用是为什么呢?不是为我,而是为“爱人”。
       第三点“使民以时”,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。这个“时”很重要。在军事思想方面来讲,包括很大,所以孙子兵法讲时讲势,也有用势之道。对人在道德上要知道“时”,比如部下生重病,你不去慰问,反责备他不来上班,这就是不“爱人”,“使民不以时”了。所以“使民以时”是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。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,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。这是道德的修养,也就是学问。
       这些话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,同时也是孔子当时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指点的。我们只要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,为什么那个时代是那么的紊乱,便可了然于心了!

可爱的小学生

       以上讲到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。”便是孔门做学问的目的、态度和方法的记录。说到这里,我们已经了解了,所谓做学问,是要从人生的经验中去体会,并不是读死书。假使一个人文章写得好,只能说他文学好;这个人知识渊博,只能说他“见闻广博”,不一定能说他有学问。一个人即使没有读过书,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对了,就是有学问。何以见得呢?下面就是一个证明了,跟着讲学问的道理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曰: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

       这话在文字上解释当然容易,但我们深入研究一下。所谓弟子,古代称学生为“弟子”,中国古代老师对于学生,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。讲到这里,我们有点感慨了,中国的文化,师生之间有如父子,过去有“一日从师,终身若父”的情形,而老师对于学生,也负了一辈子的责任。我们亲眼看到的,几十年前,还保留了这个风气,一个学生纵然中了状元,官作得很大了。回到家乡,看见老师,而老师既没有功名,也没有地位,学生对他一样的要跪拜,和当年从师一样。学生对老师是如此,老师对学生,也是负了一辈子责任。
       举个特殊的例子来说,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,后来水乐帝要杀他的时候,他为了要作忠臣,不怕死,他说充其量灭我的九族,而永乐偏偏要杀他的十族,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师的家族,认为老师没有教好。
       从这件事情,我们可看出过去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精神,那就是“师道精神”。谈到过去的道,在人文世界的道中,就有这三道:一个是“君道”,讲究如何领导,如何当家长,如何当国家的领袖,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,这都是“君道”。其次是“臣道”,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,怎样帮助人完成一件事。再其次“师道”。中国过去文化中,这三道是合一的,所谓作之君、作之亲、作之师。换句话说,那时的教育、行政、司法和教化(教育与教化,应该有其不同的意义,我们将来再讨论。)集于一身。那么师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,所以老师称学生为弟子,弟等于兄弟,有朋友之间的友情,又等于自己的孩子,所以学生称弟子,再传称门人,这个观念和习惯是这样来的。
       到了我们现在,值得研究了,我们须注意将来如何建立,如何复兴固有的尊师重道精神。现在的尊师重道,只是一句口号而已,真正尊师重道的人是小学生,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,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小学念书,回来就开口老师怎么说的,闭口老师怎么说的。几年前,教师节的时候,孩子回家要敬师金,说给他五十元,孩子一定说不行,这是敬老师的要一百元。这种事到了中学就淡了;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没有这个观念了;到了大学,学生看老师是不相干的陌路人。相对的,老师对学生也是如此,挟了一个皮包上来,拿一本书讲解一番,便有钟点费,彼此都是商业行为,教完了以后,懂不懂是你的事,挟个皮包走了。学生与老师在路上见面,万一点个头,在我觉得,已经是很稀奇了。一般都彼此不认识,就这么迎面过去,堂而皇之的,学识愈高,愈没有尊师重道的精神。这是今日中国文化一个极大的讽刺。
       至于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道义关系、感情关系,除非这位老师很有地位。据我所经验的,每个学生要拿学位,作论文的时候,便随时来找:“老师怎么办?”很亲切。我还碰到过这样的事实,有个要拿学位的学生天天来,来了非常恭敬,甚至觉得他恭敬得过分,我家里的孩子们说:“这个学生好,真有礼貌。”但是,你得注意,这是“币重言甘”哪!他也的确送礼来,还送得蛮讲究,我说你送礼送得这么重,虽然有研究费领,可是一个月的研究费也不够买这些东西,何苦呢?他说:“对老师应该恭敬。”我晓得这不是诚意的话,因为他的言语太恭敬,太甜了。“巧言令色”、“币重言甘”是靠不住的。结果毕了业以后连影子都看不见了。这就是现在中国文化的怪现象,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实。国民道德的修养从教育界开始,是应该彻底研究的,所以我在这里要讲到师生的道理。

吕端大事不糊涂

      现在,孔子告诉我们说,这个学生“入则孝”,在家里是个孝子。(怎么才叫孝,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,在此暂且不谈。)“出则弟”,出门在外面与兄弟分开了,怎么弟呢?就是在外面,对朋友、对社会、对一般人能够友爱,扩而充之爱国家、爱天下都是这弟字的意义。“谨而信”,作人非常谨慎,但是谈到这“谨”字要注意,不要变成小器。谨慎与拘谨是两回事,有些人作人很拘谨,过分了就是小器。“谨慎”在历史上有个榜样,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诸葛亮。所谓“诸葛一生唯谨慎,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这是一副名联,也是很好的格言。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,看起来他是笨笨的,其实并不笨,这是他的修养,在处理大事的时候,遇到重要的关键,他是绝不马虎的。那诸葛亮则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,要找谨慎的最好榜样,我们可多研究诸葛亮,这里暂且不提。
      总之,所谓谨慎不可流于小器,这点修养要注意,这个人能谨慎处世而信——在人与人之间,人与社会之间,一切都言而有信。同时又“泛爱众”,有伟大的胸襟,能够爱人,尤其在此时此地来讲,对同志的友爱,扩而充之,对其他人的友爱。理论上讲起来很容易,而广泛的爱人,那就是“君道”“师道”的综合,爱天下人就如爱自己一样,理论容易,要修养到如此真难。孔子说,假使一个人对这些都做到了,“而亲仁”,再亲近有学问道德的人做朋友,“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”,做到以后,还有剩余的精力,然后再“学文”,爱作文学家也可以,爱作科学家也可以,爱作艺术家也可以,爱作别的都可以,那是你的志向所在,兴趣问题,可以量力而行,各听自由。

饮食男女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夏曰:贤贤易色,事父母能竭其力,事君能致其身,与朋友交言而有信,虽曰未学,吾必谓之学矣。


       这几句话,是接着证明了学问的目的,不是文学、不是知识,是作人做事。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岁,他的名字叫卜商。孔子死后,在战国开始的初期,他讲学河西,在战国时期一般对时代有影响的大学者,蒙受他的影响很大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。领导历史、领导国家社会的,到底还是学问思想。
       现在引用子夏的话,证明学问是什么。我们看原文“贤贤易色”,两个贤字,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,因为中国文字有时候是假借的。第二个贤字是名词,指贤人——学问修养好的人。“易色”,古人如宋儒他们,是怎么解释的呢?他们对“色”字解作“女色”、“女人”、“男女之色”了。(孔子被人叫打倒,就是这样受冤的。)“贤贤易色”就是看到贤人——有学问道德的人,马上跟他学了。“易色”,女色都不要了,太太都不要了,在恋爱中的,把女朋友都丢掉了。如是女方,男朋友也不要了。如果真如宋儒的说法,我认为孔夫子不是圣人了。因为圣人,是不会违反人情的。孔子在《礼记》里讲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的确是孔子对于人生的看法——形而下的,不讲形而上的。凡是人的生命,不离两件大事:饮食、男女。一个性的问题,一个生活的问题。所谓饮食,等于民生问题。男女属于康乐问题,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。有时候看到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说“食色性也”是孔子说的,错了,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,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说的。以后引用文章,不要将错就错,一错再错。
       这个性的问题,究竟先天的性或后天的性呢?以后再讨论。但宋儒解释“贤贤易色”,为了作学问,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女或丈夫丢开,这是不通的。
这个“色”字,很简单,就是态度、形色,下面还有证明,所谓“态色”就是态度。“贤贤易色”意思是:我们看到一个人,学问好,修养好,本事很大,的确很行,看到他就肃然起敬,态度也自然随之而转。这是很明白,很平实的,是人的普通心理,不管一个如何坏的人,看到一个好人,总会不自觉地对这好人比较友善,这是人之常情。
       “事父母能竭其力”是讲孝道。这句话有一个问题产生了,子夏为什么提到“竭其力”呢?重点在这个“竭”字。过去一般人讲到对父母的孝顺,是“非孝不可”。其实孝道也要量力而为,孝要竭其力,不要过分了。前一两年,有个年轻人基于天生的(不是教育的)孝心,为了孝养父母,去做了小偷,犯了法,对于这样行孝的人,在心理道德上,我们觉得这个人“非其罪”也,因为他为了孝顺,为了医母亲的病,结果偷了钱,犯了法,这是可以原谅的。但是在学问修养上看,对他的批评是“这个人没有受良好的教养”。在道理上来讲,这个青年是好心,但是好心要学识来培植它,使他知道要“竭其力”而不要做过分的事。中国古人有两句话综合起来的一副对联说:“百善孝为先,原心不原迹,原迹贫家无孝子。万恶淫为首,论迹不论心,论心世上少完人。”其“原心不原迹”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。比如一个人很穷,想买一罐奶粉给父母吃,但实在没有钱,买不起,因此心里很痛苦,只有希望慢慢积蓄点钱再去买。只要有这个心,只要他这份情感是真的,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孝。“原迹贫家无孝子”,如果一定要在事实上有表现,那穷人家里就没得孝子了。这个道理非常清楚,我们用这个道理来解释,就是说明“事父母能竭其力”是尽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。
       “事君能致其身”这个“君”字,成为过去打倒孔家店的口实。他们认为这是专制思想,是捧帝王、捧独裁的古老教条。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,我们先要了解中国文化的“君”字是什么意思。从文字的字形上看,“君”字古写,头上“尹”字,“尹”字的古写是“丮”。我们的文字,是由图案演变而来的,手里拿一根拐杖,下面一个口,代表一个人,这个人年龄大了,学问道德很高,拿根拐杖,也等于指挥杖,所以凡是拿拐杖的,指挥杖的,都是君。后来才转借变成皇帝的专用,其实中国文化中的“君”也不是皇帝的专用词,比如我们过去写封信给平辈,不好称他先生,也不好意思称他老弟;乃至一位老师写给学生,这位老师谦虚一点就称学生“某某君”,如果说君是代表皇帝,就是“某某皇帝”了,通吗?没有这回事。日本人学我们中国文化,写信通常都是以君为尊称词。
       这句“事君能致其身”的意思是:不论朋友或同事,他跟你感情好,他了解你、认识你,认为非你帮忙不可,而你答应了,那他就是君,你既已答应帮忙朋友完成一件事,要抬轿子就规规矩矩一定尽心,答应了就言而有信。“能致其身”,竭尽自己身、心的力量。就好比结婚一样,要做到从一而终。否则当初不要答应,既然答应了,讲作人的道理,就要有信。至于替人家做事的道理就是忠,也就是尽自己的力。不可以表面上愿意帮忙,做出部下很恭敬的样子,背地里却一切不同意,反而捣乱扯腿。即使在外面做主管,也常会碰到这些事。这就是作人的“臣道”不够,简单说就是不诚恳。
       所以“贤贤易色,事父母能竭其力,事君能致其身。”白话解释就是看到好的人能肃然起敬,在家能竭心尽力地爱家庭,爱父母。在社会上做事,对人、对国家,放弃自我的私心,所谓许身为国。还有“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”,这句话再三提到,在感情上说,每个人都认为做到了对朋友言而有信。据我自己的反省,虽然很想彻底做到,事实上却很困难。有时候对朋友答应了的事做不到,心里非常难过,为了自己道德的要求,想尽办法去做,所以仔细研究起来,“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”这句话,实在很不容易。所以子夏说,能够做到这样,“虽曰未学,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尽管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书,我一定说这人真有学问,这不是说明“学而时习之”并不是说一定读死书吗?
       因此,我们不要跟着宋儒一段一段地去解释,整篇连贯读下来,自己就搞清楚了。

没有朋友的上帝

       下面讲到学问态度,那就更妙了。引用了孔子的话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曰:君子不重则不威,学则不固,主忠信,无友不如己者,过则勿惮改。


       讲到这里,说句笑话,朱文正公及有些后儒们,都该打屁股三百板,乱注乱解错了,所以中国文化,给自己人毁了。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?不知道诸位是否跟我一样都见过的,清朝末年,老一套的学者,大体上许多都是这样的,他们读了这句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的书,就照宋儒他们的解释学样起来,那样子,用现代的话来讲,对于年轻人真是“代沟”。那时老头子们在那里谈笑——你不要以为老头子们谈笑会有第二个方式,还不是一样谈饮食男女,人事是非。再不然就谈调皮话,不管他学问多高,都是人嘛!人很普通,都是一样。可是那些老头子明明正在谈笑不相干的事,看到我们年轻人一进去,那个眼镜搁在鼻尖上,手拿一根烟筒的老头子,便蹩起嗓子道:“嘿!你们来做什么?好好念书去!”一副道学面孔。他们认为对年轻后代要“重”,可是他们不知道“重”是怎么解释,以为把脸上的肉挂下来就是“重”,为什么呢?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,硬要重,“学则不固”,不重呀!学问就不稳固了。
       接着“无友不如己者”,照他们的解释,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们的。这句话问题来了,他们怎么注解呢?“至少学问道德要比我们好的朋友”。那完了,司马迁、司马光这些大学问家,不知道该交谁了。照他这样——交朋友只能交比我们好的,那么大学校长只能与教育部长交朋友,部长只能跟院长做朋友,院长只能跟总统做朋友,当了总统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?“无友不如己者”嘛!假如孔子是这样讲,那孔子是势利小人,该打屁股。照宋儒的解释,那么下面的“过则勿惮改”又怎么说呢?又怎么上下文连接起来呢?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被他们糟蹋了。
       事实上是怎么说的?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的“重”是自重,现在来讲是自尊心,也就是说每个人要自重。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,拿现代话来讲,也可以说是自己没有信心,今天中午有一位在国外学哲学的青年,由他父母陪来找我,这青年说:“我觉得我自己不存在。”我说:“你怎么不存在?”他说:“我觉得没有我。”我说:“现在我讲话你听到了吧?既听到了怎么会不存在呢?根据西方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,‘我思故我在’,你能够思想,你就存在,你怎么没有?”他说:“没有,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。”我说:“你非常行,比任何人都行。”事实上这个孩子是丧失了自信心,要恢复他的自信心就好。
       我们要知道,人都天生有傲慢,但有时候,对事情的处理,一点自信都没有,这是心理的问题,也是大众的心理。比如交代一个任务给诸位中间任何一人,所谓“见危授命”,你有时候会丧失了这个信念,心理非常空虚,在这地方,就须要真正的学问,这个学问不是在书本上,这就是自重。所以一个人没有自信也不自己重视自己,不自尊,“学则不固”,这个学问是不稳固的,这个知识对你没有用,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,自己的信心来。
       那么“无友不如己者”,是讲什么?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,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。上一句是自重,下一句是尊重人家。我们既然要自尊,同时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尊心,“无友不如己者”,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,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,世界上的人,聪明智慧大约相差不多,反应快叫聪明,反应慢就叫笨。你骗了聪明的人,他马上会知道,你骗了笨人,尽管过了几十年之久,他到死终会清楚的。难得有人真正笨到被你骗死了都不知道的,这个道理要注意。
       所以,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,人与人相交,各有各的长处,他这一点不对,另一点会是对的。有两个重点要注意的:“不因其人而废其言,不因其言而废其人。”这个家伙的行为太混蛋了,但有时候他说的一句话,意见很好。你要注意,不要因为他的人格有问题,或者对他的印象不好,而对他的好主意,硬是不肯听,那就不对了。有时候“不因其言而废其人”,这个人一开口就骂人,说粗话,你认为说粗话的、土包子,没有学问,然后把他整个人格都看低了。这都不对,不能偏差,“无友不如己者”,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,我们应该用其长而舍其短,所以“过则勿惮改”,因为看到了每一个人的长处,发现自己的缺点,那么不要怕改过,这就是真学问。
       据心理学的研究,人对于自己的过错,很容易发现。每个人自己做错了事,说错了话,自己晓得不晓得呢?绝对晓得,但是人类有个毛病,尤其不是真有修养的人,对这个毛病改不过来。这毛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,第二秒钟就找出很多理由来,支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对的,越想自己越没有错,尤其是事业稍有成就的人,这个毛病一犯,是毫无办法的。所以过错一经发现后,就要勇于改过,才是真学问、真道德。
       那么,我如何来证明这个“无友不如己者”是这样解释呢?很自然的,还是根据《论语》。如果孔子把“无”字作动词,便不用这个“无”了。比如说,下面有的“毋意”、“毋我”等等,都用这个“毋”字。而且根据上下文,根据整个《论语》精神,这句话是非常清楚的,上面教你尊重自己,下面教你尊重别人。过去一千多年来的解释都变成交情当中的势利,这怎么通呢?所以我说孔家店被人打倒,老板没有错,都是店员们搞错了的,这要特别修正的。

种瓜者

       下面一节,等于一个结论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曾子曰: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


       古人对于这一句的解释,我也有点意见。拿孝道来讲,过去讲中国文化的孝道,本来很重要,我们看历史上给皇帝的奏议,常有“圣朝以孝治天下”这句话。等于是宪法的基础精神,过去我们没有“宪法”这个名称,但是有这个精神——宪法的哲学精神,以孝道为基础、作中心。所以过去的皇帝,权倾天下,一到内宫,见到母后,皇帝也要跪下来,皇太后对什么事讲一句不应该,皇帝就非改不可。(但是出了内宫,母后则不能干政。)固然,我们向来以孝治天下,但硬拉上了作解释,也是不对的,古人就解释“慎终追远”是孝道。所以过去在大陆,人家大厅里的祖宗牌位上面,总是“慎终追远”四个字,这就是因为古人解释“慎终追远”只对孝道而言的。他们解释:慎其终者,是说对过去了的,死了的先人,我们要怀念他。“民德归厚矣”,他们解释,如果大家都能孝顺父母,孝于祖宗的话,社会风气就趋于厚道了。
       这是有问题的,意思对,但牵强附会。为什么引用曾子的这一段话讲学问呢?“慎终追远”是什么意义?“终”就是结果,“远”就是很远的远因,用现在观念的一句话来讲就解决了,“一个人要想好的结果,不如有好的开始。”欲慎其终者,先追其远,每件事的结果,都是由那远因来的,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佛学里的一句话:“菩萨畏因,凡夫畏果。”佛家的菩萨,大致相当于中国儒家的圣人,圣人们非常重视一件事情的动机。比如有一个朋友来约你作生意,这个动机,也就是这个初因,我们要注意,也许是善因,也许是恶因,如果是恶因,即使叫你作董事长,将来坐牢的也是你,那么这个因要注意了,所以菩萨是怕这个因。而“凡夫”——普通一般人畏果,像死刑犯到执行时才后悔,这个后果来了他才怕。真要注意学问的人,对每一件事,在有动机的时候就做好,也就是刚才说的,要有好的结果,不如有好的开始,也就是开始就要慎重。
       有人不择手段的创业,经常喜欢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·路德的“不择手段”这句话。但是你要注意,对马丁·路德这句话,不要只说一半,他是说:“不择手段,完成最高道德。”现在把这句话拦腰一刀,砍去一半,把“不择手段”拿去用,而不是“完成最高道德”,这就很危险了。
       所以“慎终追远”的意思,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,不如有好的开始,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话: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”也是这个道理。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,则“民德归厚矣”。社会道德的风气,自然都归于厚道严谨。这是“学问”的道理。

孔子的素描


       讲到这个地方,一直太严肃了,所以下面来个滑稽的事情。在这里,也可窥见孔门弟子写文章的笔法,并不呆板,是活泼生动的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禽问于子贡曰:夫子至于是邦也,必闻其政,求之与?抑与之与?子贡曰: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,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!


       子禽名亢,又字子元,少孔子四十岁。孔子一生讲学,尤其是周游列国回来,专心培养后一代,教育后一代,所以学生都是年轻人。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人物。吴越之战,也和他有关,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之邦——鲁国,自动以国民外交的身份到吴、越去动之以利害,而引起这场战争。
       这一段是说有一天子禽问子贡的话,如果把它改编作话剧,那一定是一场很滑稽、很有趣,令人莞尔的戏。好像是子禽悄悄地扯了子贡的袖子,把他拉到门边,避开了孔子的视线,然后压低嗓门轻轻的问道:“喂!子贡!我问你,我们这位老师,到了每一个国家,都要打听人家的政治,他是想官做,还是想提供人家一点什么意见,使这些国家富强起来?”子贡答得很妙!他说:“我们的老师是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的。老弟,夫子不是像你们这一般思想,对于一件事情总把人家推开,自己抢过来干的。他是谦让给人家,实在推不开了,才勉强出来自己做的。假如你认为老师是为了求官做,也恐怕与一般人的求官、求职、求功名的路线两样吧?”可见他没有作正面的答复,只把反面的道理告诉子禽,等于对年轻后进同学的一种教育方法,这方法是启发式的,不作正面解答,要受教的人自己去思考判断。
       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现在先简单的解释这五个字的五种观念。
       “温”是绝对温和的,用现代的语汇来讲就是平和的。“良”是善良的、道德的。“恭”是恭敬的,也就是严肃的。“俭”是不浪费的。“让”是一切都是谦让友好的、理性的、把自己放在最后的。上面这五个字,也可以说是五个条件。描写了孔子的风度、性格及他的修养。
       这五个字包含了许多,也就是中国儒家教人作为一个人,要在这五个字上作重大的研究,多下功夫。

五字串通五经

       讲到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这五个字,就又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全体根源。因此,我们首先就要研究一本书——《礼记》。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宝库。我们的“大同”思想,就是《礼记》中《礼运》篇里的一节。要了解“大同”思想的哲学基础,必须要把《礼运》这一篇全盘搞清楚。所以《礼记》是我们文化的宝库,也是过去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,里面包括了现代的学问: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教育、社会、科学,什么东西都有,乃至医药、卫生,以及中国人过去的科学观念,都有了。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,《礼记》是不能不研究的。岂但是《礼记》,换句话说,要了解我们中国文化,了解孔孟思想,了解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一直下来的根本渊源,还必须了解其他“五经”。
       谈到“五经”,《礼记》中有一篇《经解》,对于“五经”作总评。这怎么说法呢?以现在的观念来说,就是对“五经”扼要简单的介绍:对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以一两句话批评了。
       《经解》篇说:“孔子曰: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”意思是,到一个地方,看社会风气,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。
       《经解》篇接着说:“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诗教也。”所谓诗的教育,就是养成人的温柔敦厚。讲到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这个“温”字,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精神。(现在我们不偏向于这方面,暂时只作一参考。)
       “疏通知远,书教也。”《书经》又叫《尚书》,是中国第一部历史,也不止讲历史,而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部资料。现在西方人学历史,(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,多半是由西方的观念来的。)是钻到历史学的牛角尖里去了,是专门对历史这门学识的研究,有历史的方法,历史的注解,历史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影响。中国过去的情形,学术家与文学家是不分的,学术家与哲学家也是不分的。中国人过去读历史的目的,是为了懂得人生,懂得政治,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,所以它要我们“疏通知远”。人读了历史,要我们通达,透彻了解世故人情,要知道远大。这个“远大”的道理,我讲个最近的故事来说明,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国就任,我送他一副对联,是抄袭古人的句子:“世事正须高著服,宦情不厌少低头。”一般人应当如此,外交官更要善于运用它。对于世局的变化,未来的发展,要有眼光,要看得远大。“宦情”是做官的情态,要有人格,尤其外交官,代表了国格,代表全民的人格,要有骨头,站得起来,少低头,并不讨厌“少低头”。不能将就人家,要怎样才做得到呢?就是懂得历史——疏通知远——这是《书经》的教育精神。
       “广博易良,乐教也。”乐包括了音乐、艺术、文艺、运动等等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,这些都包括在“乐”里,“易良”就是由坏变好,平易而善良。
       “絜静精微,易教也。”《易经》的思想,是老祖宗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。我们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时,用八卦画图开始记事以表达意思。什么叫絜静呢?就是哲学的、宗教的圣洁;“精微”则属科学的。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到哲学。融合了哲学、科学、宗教三种精神。所以说“絜静精微,易教也。”
       至于“恭俭庄敬,礼教也。”是人格的修养,人品的薰陶。
       “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。”《春秋》也是孔子作的,也是历史。什么是“属辞比事”呢?看懂了《春秋》这个历史,可提供我们外交、政治,乃至其他人生方面作为参考。因为人世上许多事情的原委、因果是没有两样的,因此常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。这是一个哲学问题,历史会重演吗?不可能。真的不可能吗?也许可能,因为古人是人,我们也是人,中国人是人,外国人还是人,人与人之间,形态不同,原则却变不到那里去,所以说历史是重演的。但是,不管历史重演不重演,尤其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,对于作人处世,处处都有前辈的经验。虽然古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不同,原则却没有两样,所以读了《春秋》,“属辞比事”,就知识渊博,知道某一件事情发生过,古人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,它的善恶、处理方法都知道,这个就叫“比事”了,是“《春秋》教也”。
       以于五经,在《经解》中,只用几个字,就将每一部书的精华思想予以表征。拿现在的白话文来讲,这每一句话的几个字,就可以拿到好几个博士学位。“小题大作”嘛!尽管作,从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,到现在为止,一切都扯进来,扯到最后,说明了这一点,就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了。但是在古人,几句话而已。

善知识与恶知识

       下面还有:“故《诗》之失,愚。”老是去搞文学的人,变成读书读酸了的书呆子,很讨厌,那就是笨蛋。任何学问,有正反两面,五经也如此。
       接着提到“《书》之失,诬。”所以读历史要注意,尤其读中国史更要注意,因为宋朝的历史是元朝人编的,元朝的历史是明朝人编的,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编的,事情相隔了这么久,而且各人的主观、成见又不同,所以历史上记载的人名、地名、时间都是真的,但有时候事实不一样,也不见得完整。为了弥补这个缺陷,还要读历史的反面文章。反面文章看什么呢?看历朝的奏议,它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,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。为什么要提出建议报告?可见所提的事出了毛病,否则就没有建议了。宋朝王荆公——王安石就说过懒得读《春秋》,认为那是一本烂帐簿,这也是认为“《书》之失,诬”的观念。这点是我们研读历史要注意的。
       “《乐》之失,奢。”光是讲艺术等等,又容易使社会风气变得太奢靡了。
       “《易》之失,贼。”一个人如果上通天文,下通地理,手掐八卦,未卜先知,别人还没有动,他就知道了一切,这样好吗?坏得很!“察见渊鱼者不祥”。如果没有基本道德修养,此人就鬼头鬼脑,花样层出了。所以学《易》能“上通天文,下通地理。”固然很重要,但“作人”更重要,如果作人没有作好,坏人的知识愈多,做坏事的本领越大,于是就“《易》之失,贼”了。
       “《礼》之失,烦。”礼很重要,过分讲礼就讨厌死了,等于说我们全照医学理论,两手就不敢摸面包。全听律师的话,连路都不敢走,动辄犯法。你要搞礼法,那烦透了。所以“礼”要恰到好处。
       “《春秋》之失,乱。”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以后,固然是好,有时候读了历史又有问题,好像一个人不研究军事哲学,则这个人作为一个健全的国民不成问题,等到研究了军事哲学以后,相反的,他又容易闯乱。不会武术的人,最后可以寿终正寝;会了武术,反而不得好死,是一样的道理。
       《经解》对五经的批评,正面反面都讲了。下面一段,就是告诉我们,五经的修养,要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。这样的人,才能爱任何一个人,爱任何一个朋友。所谓敦厚,对别人的缺点,容易包涵,容易原谅,对别人的过错,能慢慢的感化他,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,那么才是“深于诗者也”,这样才算是诗的教育。以下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都是如此。现在我们再回到《论语》上来。
       子贡所讲孔子的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,是讲孔子的修养,是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大成,他有了这样高深的修养,所以他的目的,就是我国古代的“淑世主义”,他具有救世救人的思想,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千秋大业。千秋大业就是学问思想,千秋事业在当时是很寂寞的,例如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、耶稣、穆罕默德等等,在当时并未受人重视,可是德及万世,名震千古。孔子这种千秋事业是要集中国文化、思想、精神之大成,认清楚自己的任务,牺牲现实的荣华,才能够做到。所以子贡对子禽说,你问到老师究竟为什么来着?你看看老师是这样一个人,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他对政治有野心,有要求的话,恐怕他所要求的,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。
       经过了这一段有趣味的问答,下面一段的问题就来了。

老鼠生儿的孝道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曰:父在观其志,父没观其行,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。


       讲到这里,我们要向前辈的某些儒者、理学家、读书人告个罪了,他们的解释,又是错误的。他们说看一个人,他父母还在的时候看他的志向,父母死了的时候看他的行为,三年当中,没有改变他父母所走的路线,这个人就叫作孝子了。问题来了,假使父母行为不端,以窃盗为生,儿子不想当小偷,有反感,可是为了孝道,就不能不当三年小偷去。这样,问题不就来了?如果遇到坏人的话,明明知道错,可推说:“孔子说的呀!圣人说的呀!为了作孝子,也只好做错三年呀!”这叫圣人吗?照这样讲,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儿的孝道哲学。为什么呢?俗话说:“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生儿打地洞。”通吗?不通!这些问题,都出在过去的误解。当然,宋儒并不一定完全错,但像这种错的地方,我们要注意。所以古人说,读书要顶门上另有一只眼。中国宗教里有的神像,多一只眼睛,名为智慧眼。我们要用宗教家所谓的智慧之眼去看,就很容易了解了。
       “父在观其志”的这个“志”,古人的文字“志”为“意志”之意,它包括了思想、态度。我们都曾经作过儿子,都有这样的经验:当父亲、师长的面前,听到教训吩咐,口口声声称“是”,但背过身来,却对着同学、朋友,做一个鬼脸,表示不听。所以“父在观其志”这话,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,要言行一致。就是父母不在面前,背着父母的时候,乃至于父母死了,都要言行一致,诚诚恳恳,非常老实,说不接受就是不接受;如果作好人,就要作到底,父母死了,于三年之内,无改于父之道,说得到做得到,经过三年这么久的时间,感情没有淡薄,言行一致,一贯作法,这就是孝子。

无所适从的礼俗



       下面讲做学问的态度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有子曰: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,斯为美,小大由之;有所不行,知和而和,不以礼节之,亦不可行也。

       为什么讲学问讲到礼?这个礼,刚才提到了《礼记》。讲到礼,感慨良深!我们知道,中国人都自称“礼义之邦”,现在很成问题。几十年前,遇到人打恭,后来慢慢改成鞠躬,后来再加上一点军事化的,将手举起掌近于眉,十五度的半鞠躬,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,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,后来又变成翘一个下巴。现在我们中国人,见面施礼的动作,不知道是哪一套了。所以说,讲到文化,感慨良深。
       文化表现在形态上,常有四样大类:“衣、冠、文、物”。我们在日本都还看得到,日本人平常也穿西装,但是遇到皇室的重大典礼,还是穿自己制定的民族礼服。过去执政党在抗战以前,拟过一个关于“衣、冠、文、物”的文件草案,对国民的衣服,都有了规定,后来因抗战军兴,没有实行。
       现在我们在礼仪方面,看见了人,刚说的五套礼貌都要来的,再加上在飞机场,还有抱一下,贴个脸的,真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。又看结婚礼仪,过去拜天地,拜父母,后来改成文明结婚,新娘穿白衣服,这是我们过去的孝服;还有男傧相,拉纱的花童,这叫“文明结婚”。再下来,法律问题,写一张婚约,盖两个章,还加上证人,大有为离婚作准备的味道,现在更简单了,跟外国人结婚的,外国人穿上那种日本式的木拖板,就去结婚了。到法院公证处看看,什么怪样子的都有。
       丧事上更看出来了,军乐队、西乐队、锣鼓队、笙箫队、和尚、道士,集古今中外之大成,出殡行列,什么都有,不伦不类。所以讲这个礼仪,我们大家要注意,为自己的国家建立文化,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大家要起来做具体的研究。
       此外,《论语》上的“礼”是社会秩序的礼,个人的礼。曾有一个学生给我的信上称“南老师”,我对他说,不知道你究竟写信给谁,因为我的孩子也在教书,也是“南老师”,你既不照中国礼法称名,也可照西洋规矩称“亲爱的某某”,只来一个“南老师”,“南”是姓氏,是通称;名是特称。在我们中国的礼貌,有事写信用通称,呼姓是不礼貌的。更滑稽的是他自称“愚生某某”。这个“愚”,本来是平辈稍长或长辈自成的谦词,“愚兄”、“愚叔”、“愚舅”等等。而他来个“愚生”,就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学生了。这是一般人看不起中国文化,不加以注意,所发生的许多问题之一。信不会写,礼貌不懂,不知道进退应对,不晓得席位尊卑。现代坐沙发,坐汽车,西方物质文明产品的使用,西方人也还是有西方人的礼貌、西方人的规矩,尤其学外交的人不能不懂。而现在年轻人常弄错,所以我们自称“文章华国,诗礼传家。”反省起来,是很难过的,非常沉痛的;为了国家民族,这些地方是要注意的。
       再讲到有子的话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”这等于礼的哲学。礼是干什么的?是中和作用,说大一点就是和平。这也就是礼的思想。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,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;中和这个矛盾,调整这个偏差,就靠礼。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,法律的原则之下,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,就是礼的作用。假如没有礼,社会就没有秩序,这怎么行?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,事与事之间要礼,而礼的作用,“和为贵”,就是调整均衡。
       “先王之道,斯为美。小大由之。”中国文化中称先王,不是指那一个皇帝是先王,“先王”这两个字,就是我们现在讲的“传统文化”、“中国文化”的意思。所谓“王者望也”、“王者用也”这些注解以外,我们了解“先王”两字的精神,就代表列祖列宗。所以中国文化的先王之道“斯为美矣”,最了不起的,我们人文文化的建立比世界上任何民族、任何国家都更早。“小大由之”,无论大事小事,都要由礼的精神来处理,失去了礼的精神就不行,一定出毛病。
       “有所不行,知和而和,不以礼节之,亦不可行也。”这是讲相当矛盾的道理。我们经常看到“矫枉过正”四个字,“枉”是歪了,看见事物歪了,必须要矫正它;矫正得过分了,又是歪了。换句话说,不是向这边歪,就是向那边歪。总之“过正”就是歪。礼也是这样,要中和,过分的调节也不好。一个青年一点不懂礼貌固然不对,但他一天到晚都讲礼貌,太多礼了,人家就要误会他拍马屁,所以“知和而和”,对一件事,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,而去中和、去调整它。但过分的调整就错了,“不以礼节之,亦不可行也。”所以礼义的基本精神,是调节一件事物,中和一件事物,但是有一定的限度,超过了这个限度,又要重新把它调整。

上帝的外婆是谁

       要研究中国文化,孔子所编的《礼记》是不能不看的。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初期包罗万象的著作。以现代学术来讲,包括了哲学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卫生、医学等各方面的学问。当然,是原则,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。所以《礼记》这部书,并不是只讲礼貌,我们的礼节礼貌,只是礼的一种表现而已。中国文化的“礼”字,拿西方文化来讲,就是哲学。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,以中国道理来讲,一个是形而上的,一个是形而下的。所谓形而下的,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,都包括在内;形而上的,在中国人叫作“道”,在儒家思想叫“天”,“天道”也就是“本体论”。形而下的,在西方哲学,就是“知识论”、“人生的价值论”。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。“形而上”这个名称,来自《易经》,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,借用了《易经》上孔子所说的这个名词——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。
       什么是“形而上”?就是宇宙来源的问题—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?先有男或是先有女?究竟这个宇宙万有是谁创造的?宗教家说是一位主宰创造的。哲学家就问这个主宰是哪里来的?创造主宰的又是谁?假使创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妈妈,那么主宰的外婆又是谁?哲学家是一路追到底的。讨论这形而上的道,就是“本体论”。“形而下”是讲宇宙万有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。西方“本体论”的探讨,最早发源于希腊,也已经两三千年了。当时大概又分作两派,一派是唯物思想,一派是唯心思想。这个唯心与中国固有文化所讲的唯心,又不相同。讲到哲学,这个基本上的思想来源问题,首先要认识清楚,以免混淆。
       后来哲学家认为:人为什么会知道宇宙的来源?是靠知识来的,靠思想来的,那么,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?就先要研究了。于是产生了知识论。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,那么用思想所了解的“宇宙的本来”,也是不完整的。这就是哲学的范围了。一直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这一学术,中国人根据日本人的翻译,叫它为“哲学”。
       另外一部分是“人生哲学”——研究人的价值问题。
      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,中国人没有哲学,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,追究宇宙的本体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,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,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,宗教只教人信,而且是专制强权,绝不容许你怀疑。你想知道上帝怎么来的,但是你不能问,只要“信”就得救。哲学家说,你要我信可以,不过你要把那个幕拉开给我看看,我看到了以后,绝对信!这是哲学精神。
       后来,因为哲学的发展,又形成了科学,科学家更进一步说,光看一下还是不行,我要摸到以后,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。所以由宗教而哲学,而科学,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。
       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?有!所有哲学是“人生哲学”。只讲作人伦理的道德,讲作人应该怎样。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,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,是不对的。事实上,中国哲学思想,都包括在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等书里面,而且最多了,不过须要大家努力整理。我国学者,在这几十年来,所整理出来的哲学思想,还是不够的,太不够了!而且有所偏。这还要我们自己温故知新,多向这方面努力。
       现在,我们讲的重点:“礼”不光是礼貌、礼节,而且包括了形而上的哲学,和形而下人生上的一切运用。因此,下面就接到这一节了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幕后功劳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有子曰:信近于义,言可复也;恭近于礼,远耻辱也;因不失其亲,亦可宗也。


       “信近于义,言可复也。”为什么中国文化提倡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?“信”有什么好处?为什么教人建立“信”?因“信近于义”,义者相宜也。这“义”字上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。我们要注意“仁义”两字,“仁”字,凡是博爱、慈爱都叫“仁”,世界各国文化,都有“仁”的同义字;但中国的“义”字,英文、法文、德文,任何一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。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。这个“义”字,有两个解释,儒家孔门的解释讲:“义者宜也”。恰到好处谓之宜,就是礼的中和作用,如“时宜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另外一个解释,就是墨子的精神——“侠义”,所谓“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”。中国人有这个性格,为朋友可以卖命,我们中国人这种性格,有时候比儒家的影响还要大,为了朋友,认为这条命该送给你,没有关系,帮你的忙给了你,其他民族也有这种精神,可是没有这种定义。我们有这种文化,而且过去中下层社会普遍存在。这很重要,尤其一个国家在变乱的时候更明显,在抗战期间就看到,老百姓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,非常伟大,就是中国文化的表现。有人说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响的,并不尽然,其实是《三国演义》等等几部小说教出来的。所以中华民族能够有忠义之气,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,特别的长处,所以我们负责教育的,要留意这类问题。
       这里“信近于义”的“义”,与墨子的“义”字,有相同之处。人为什么守信?答应的话,一定做到。所以我们历史上有著名“季布一诺千金”的故事。《论语》中的子路也是这样的人。“言可复也”,守信的人,不可讲空话,因为“言可复也”,讲了话必须恢复。什么是“恢复”?就是讲了的话要“兑现”。
       “恭近于礼,远耻辱也。”礼貌的当中要恭敬。所谓恭,就是内心对事情的庄重认真,并不是看见人敬礼就是恭;虽然不敬礼,当朋友有困难的时候,那种无限关心的神态,不说出来就知道。所以人恭敬不恭敬,表面态度虽然重要,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事。因此恭敬就是礼。人与人为什么要恭敬?“远耻辱也”,免得招来无谓的耻辱。“因不失其亲,亦可宗也。”因就是动机,中国文化:亲亲、仁民、爱物。“因不失其亲”,意思是人绝对无私是做不到的。(这个问题,将来会讨论到,中国文化中两个观念是由道家出来的,一个是大公无私,一个是绝对自私,两种极端思想,对我们而言都做不到的。而儒家则主张有限的自私。)举个例子,如果大家没有衣服穿,我弄到了一件,先给我的父亲穿,父亲穿了给我穿,等自己多一件时,再给别人穿。助人的心行,由近而远,渐渐扩及他人。“亦可宗”,像这个样子,也可以宗仰。
       这些都是讲做学问的态度。然后再引用孔子的话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曰: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慎于言,就有道而正焉,可谓好学也已。

       说明学问的道理,并不是只读死书,而是注重现实人生中的作人处世。孔子说生活不要太奢侈,“食无求饱”,尤其在艰难困苦中,不要有过分的、满足奢侈的要求。与《乡党篇》孔子自己生活的态度、作人的标准是相通的。“居无求安”,住的地方,只要适当,能安贫乐道,不要贪求过分的安逸,贪求过分的享受。这两句话的意义,是不求物质生活的享受,而重视精神生命的升华。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,包括了一切责任、一切应该做的事,要敏捷——马上做。“慎于言”,不能乱说话。“就有道而正焉”,这个“道”就是指学问、修养。那么哪里叫“有道”呢?古人的书本,书本上就是“有道”,从书本上去修正作人做事的道理,这个样子就叫作好学。可见《学而》一篇,并不是说读书就是学问,前后好几处,都是这样证明的。

多才多艺的子贡

       接下来讲子贡。我们特别留心这个人,上面也曾提到过,子贡在孔门弟子中,不但是学问家,也是外交家、政治家,以现代观念来讲,也是工商界的钜子。
       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就可以看见一篇东西——《货殖列传》,《史记》这部书,在中国历史文化上,有了不起的价值。《货殖列传》就是讲商业家,讲社会工商经济发展的情形。中国文化在过去始终是轻商的,所谓士、农、工、商,商人的阶级,列在四民之末,为社会所轻视,而司马迁特别提出商来,写了这篇创作。以后中国的历史,才有《货殖列传》的精神,顺便也记载一般经商者的事。司马迁当时写《货殖列传》的动机,是认为工商社会的发展,是关系国家政治的命脉,不能不注意,可是当时不能如此明显提倡,所以他写了《货殖列传》。其中还包涵许多褒贬的微词。
       司马迁有很多东西是创作,像他又写了《游侠列传》。在过去,人们认为游侠这一批人,作奸犯科——“老子拳头大”,就是那么回事。司马迁却特别写了《游侠列传》,他认为这些人在社会落伍的时候、动乱的时候,道德、道理、人情、法律都没有办法的时候,只有“老子拳头大!”一伸胳膊则没有事了,才可解决问题,所以他觉得这种精神,非常可取,就写了《游侠列传》。
       《史记》这部书,研究起来很有趣,中国文化的许多精神,司马迁都在《史记》上点出来了。
       我们讲子贡,牵涉到《史记》,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,特别提到子贡这个人,非常了不起,乃至强调地说,孔子的学说思想,后来能够流传下来,端赖他的出力。
       现在讲到学问的修养,提到子贡一段非常重要的话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贡曰: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子曰:可也,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:诗云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其斯之谓与!子曰:赐也,始可与言诗已矣!告诸往而知来者。


       这一段很值得注意的。以前一直讲学问,这一段则是描写有一天子贡问孔子的故事。有如电视上的一个短剧。
       子贡说,老师!人穷了,倒楣了,还是不谄媚,不拍马屁,不低头;发财了,得意了,还能够对人不骄傲,何如?这个“何如?”若演起戏来,导演一定教演员作得意状。子贡这个时候,似乎认为自己学问修养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,很有心得了,心里在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师的欣赏,给一个一百分,至少九十分,所以他这“何如”用白话来说是:“老师!你看看我怎么样?”那种自肯的味道,完全在这“何如”两个字上表现出来了。
       我们都常听说“得意忘形”,但是,据我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,还要再加上一句话——“失意忘形”。有人本来蛮好的,当他发财、得意的时候,事情都处理得很得当,见人也彬彬有礼;但是一旦失意之后,就连人也不愿见,一副讨厌相,自卑感,种种的烦恼都来了,人完全变了——失意忘形。所以我就体会到孟子讲的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。”一个人做学问,只要做到“贫贱不能移”一句话——能够受得了寂寞,受得了平淡,所谓“唯大英雄能本色”,无论怎么样得意也是那个样子,失意也是那个样子,到没有衣服穿,饿肚子仍是那个样子,这是最高修养,达到这步修养太难了。所以子贡讲的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”的确是不容易,很难得。可是孔子并没有给他九十分,只是“可也”而已。下面还有一个“但是”,但是什么?“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你做到穷了,失意了不向人低头,不拍马屁,认为自己就是那么大,看不起人,其实满肚子的不够;或者你觉得某人好,自己差了,这样还是有一种与人比较的心理,敌视心理,所以修养还是不够的。同样的道理,你到了富而不骄,待人以礼,因为你觉得自己有钱有地位,非得以这种态度待人不可,这也不对,仍旧有优越感。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平凡,在任何位置上,在任何环境中,就是那么平实,那么平凡,才是对的。所以孔子告诉子贡,像你所说的那样,只是及格而已,还应该进一步,做到“贫而乐,富而好礼。”安贫乐道。安贫就非常难,孔子在下面就有“君子,素富贵,行乎富贵;素贫贱,行乎贫贱”的话。所以有些朋友很了不起,很清高,聊天时常常问起:“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?”我说:“我个人不完全同意你,你是很清高,不过有一点苟求清高。”一个人是应该清高的,但有人是苟求清高,或者为了标榜自己清高,因此只好忍痛牺牲。那就大可不必,这就不平凡,不平凡不是真涵养的精神。因此孔子告诉子贡,要安贫乐道,要平实,他说仅是做到不骄傲,不算好,还要进一步做到好礼,尊重别人和爱人。
       富而好礼的方面,我们与工商界人士接触就看得出来,社会上的有钱人,有的非常讨厌,不学无术,一开口庸俗不堪,所以富有不一定好礼。好礼不一定仅仅讲礼貌,而是在学问作人各方面随时虚心求进。假如一个真正富有的人,能够不断追求学问,不断讲究作人做事的道理,实在了不起。有的人事业成功了以后,往往亲朋间脱离了关系,这是遗憾的事。
       讲到这里,再看下去,知道子贡是服了老师,孔子是了不起的,所以子贡提出了一句话来说:“诗云:‘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!”这个诗是古代的诗,谁作的呢?前辈古人作的,当时流传很广。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这八个字是引用古诗里的原句。这诗是讲做玉石的方法,如花莲的玉石,最初是桌面大的一块石头,买来以后,先将它剖开,里面也许能有几百个戒指面,也许只有十个八个也说不定。做玉器的第一步,用锯子弄开石头叫剖,也就是切;找到了玉,又用锉子把石头的部分锉去,就是第二步手术叫磋;玉磋出来了以后,再慢慢地把它雕琢,琢成戒指型、鸡心型、手镯型等一定的型式、器物,就是琢;然后又加上磨光,使这玉发出美丽夺目的光彩来,就是磨。切、磋、琢、磨,这就是譬喻教育。一个人天生下来,要接受教育,要慢慢从人生的经验中,体会过来,学问进一步,工夫就越细,越到了后来,学问就越难,所以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,其斯之谓与!”这句话大有推崇孔子的意思,好像说:“做学问还要像玉一样地切磋琢磨,我懂了。”那么孔子答复他了,子曰:“赐也,始可与言诗已矣!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赐是子贡的名字,孔子说你懂得这个道理,现在可以开始读书了,也可以开始读诗了,因为我刚刚提示了你一个道理,你自己就能够另外推演出别的道理来。这表示了一个人的天分高,拿现在的教育来说,是教了一个原则,其他就可以自己类推了。

诗的人生

       不过这句话研究起来有一个问题,是诗的问题。我们知道中国文化,在文学的境界上,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,大体的情形,是所谓汉文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小说,到了清朝,我认为是对联,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、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。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,大概是如此。
       今天中午有位学者,谈到很多人写作的东西,他说过去看了一些作品,马马虎虎过得去,还不注意。现在看一些作品可难了。他这话是真的。有些人有文学家的天才,随便写几句,从笔调上一看,就知道他在文学上一定会有成就;也有的人力学一辈子,也不能变成文学家。虽然写文章写得蛮好,但是他到不了那个程度,怎么下工夫都无法突破他们自己的那一个极限,他的文章始终只是一个科学家的文章。所以看科学的书,没有办法看得有趣味。我曾经对学生说,你教化学的,如配合文学手法来教,会比较成功。科学本身很枯燥,所以最好把它讲得有趣味,比如对一个公式,先不要讲公式,讲别的有趣的;最后再说明这个有趣的事,跟某一公式的原理是一样的,听的人就可以贯通。结果有几个学生用这个方法教,的确很成功。但现在中国文学正在剧变当中,还找不出一个法则来。
       至于诗,过去我们读书,没有人不是在小学(不是现代的小学)就开始学诗的。每一个人都会作诗,不过是不是一个诗人,是另一个问题。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对诗的教育这样重视,这是个大问题。下面第二篇《为政》里就有一个要点,说明这个道理。一般人通常认为,作诗就是无病呻吟,变成诗匠。从前也有人打趣这种诗,所谓“关门闭户掩柴扉”,关门就是闭户,闭户也是关门,掩柴扉还是关门。平仄很对,韵脚也对,但是把它凑拢来,一点道理都没有。这就是无病呻吟,这样的文学,实在有问题,都变成“关门闭户掩柴扉”了。过去还有一个笑话,在几十年前,有一种所谓“厕所文学”。在江南一带,像茶馆等公共场所的墙上,乱七八糟的字句,写得很多。这些字句,无以名之,有人就称它为“厕所文学”。有人看了这些文字,实在看不下去了,也写了一首诗,这首诗也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文学的末流。原句是:“从来未识诗人面,今识诗人丈八长,不是诗人长丈八,如何放屁在高墙?”这是当时批评“厕所文学”的滑稽之作,像这类衰败的情形,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,但当时却很严重。所以当年国父不得不提倡革命。那时文学、文化的问题,是非常严重。那些无病呻吟的诗,衰败的东西太多了!像这一类含义的笑话,实在太多。所以后来“五四运动”的时候,要打倒旧文化,固然打错了,可是这个错误的实在,也不能完全由当时动手打的人担负起来。这个错误是在那个时代,历史的包袱给他们的压力而造成的。
       这里孔子对子贡说的话,点出了“诗”的道理是什么,作诗学诗的人,并不光是想当一个诗人,否则当诗人就要被骂“如何放屁在高墙”。所以诗的目的,并不是专搞文学,其中所含的道理非常重要。关于诗的文化,孔子在下一篇说了,在这里他告诉子贡,读了诗,并不是教你变成一个酸溜溜的书呆子,一定要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。岂但作诗,我们读历史也是一样,我们为什么读历史?现在大学里的历史系、历史研究所的研读历史,虽然拿到好成绩,但对作人做事,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们中国人过去读历史,主张要学以致用,它的精神就是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,懂了过去就要知道未来,这也就是诗的精神。
       到了最后,是这一篇的结论了。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,《论语》第一篇《学而》篇的开始: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?”你看这一篇文章又是怎么作结论?恰恰好头尾相顾。最后一句怎么说呢?
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子曰: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。


       这是《学而》这一篇的精神所系。他说一个人不怕人家不了解你,最怕你自己不了解别人。这就归结了那句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。”大概人们都有的一个通病,就是总觉得自己了不起,往往我们说错一句话,脸红了;但三秒钟以后,脸不红了,自己马上在心里头找出很多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,认为自己完全对,再过个把钟头,越看自己越对。人,就是这样,所以人总怪人家不了解自己,而对于自己是不是了解别人这个问题,就不去考虑了。所以《学而》这一篇的宗旨,最后的一点,以本篇第一节的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为重点。这个结论的重点就是你为什么在心中怨恨?不要怕人家不了解你,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了解别人。于是这一篇作学问的目的,到这里得到结论,整个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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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4-29 10:39:29 |显示全部楼层
好文章,一口气看不完,顶南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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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5-1 15:39:07 |显示全部楼层
也没念完,不过,已经很吸引。过去读他的佛学著作多,看到这些,很新鲜……抽空慢品……
谋生始,乐生住,往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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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5-31 20:43:36 |显示全部楼层
受我爷爷的影响,我很喜欢中国古文化,而今中国国学走向世界,而不少国人却不以为然!如果国人都用国学思想约束自己的行为,礼仪之邦的称呼不久还会回归。
子曰: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
这句话时时提醒自己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……
茶禅一味壶佛一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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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5-31 20:45:26 |显示全部楼层
建议版主:以后这样的好文章分段摘登,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有耐心学习。
个人言论,不妥之处请包涵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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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5-31 21:03:37 |显示全部楼层
前世今生 发表于 2011-5-31 20:45
建议版主:以后这样的好文章分段摘登,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有耐心学习。
个人言论,不妥之处请包涵!:hands ...

您客气了,我本就打算后边的分段上来,只是最近太忙了,有空坚持把论语上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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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6-7 18:32:58 |显示全部楼层
又读了一遍,每次都有新收获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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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错不错,值得学习啊!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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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9-23 13:52:04 |显示全部楼层
最近一直瞎忙,有空继续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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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9-23 13:55:11 |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冰火岛 于 2011-9-23 13:55 编辑

第02章 为政



孔子不谈政治


第一篇《学而》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,接着下来第二篇《为政》则是讲学问的外用。

不过提到为政,有一点要注意: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,许多人认为《为政》是孔子的“政治思想”,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,称之为“政治哲学”。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,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。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“政治”,孔子只说“为政”,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。站在学术的立场,态度要非常严谨。我们常说一句话:“在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,要服真理。”作学问的立场,就是“在学术面前,态度要非常严谨,服从真理。”孔子只讲“为政”,不谈政治;“政治”如国父所说的:“管理众人的事。”孔子所提的“为政”是教化,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,不能看成是教育。教是教育,化是感化,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,而叫作风化。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。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。因此第二篇《为政》,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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